3月11日，以“喜聚世界”为主题的首届澳门国际喜剧节在澳门科技大学开幕。喜剧节由开心麻花、北京大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合办。采取“一节两地”合办模式，将于3月18日在珠海横琴落幕。

  据介绍，首届澳门喜剧节设立有“喜闻乐见”“喜出望外”“喜人团建”“笑是解药”四大板块。其中，“喜闻乐见”板块由五部剧目及九部喜剧影片组成；“喜出望外”板块将来到澳门街头，由艺术家们以快闪的形式提供沉浸式体验；“喜人团建”环节着力打造一场属于喜剧人的“疯狂年会”，探讨喜剧创新与未来；“笑是解药”环节则是结合即兴喜剧现场演出与积极心理学探讨的大型社会实验现场。

  在开幕式后的论坛环节，导演张艺谋、宁浩及演员沈腾、马丽分享了喜剧创作的心得。喜剧电影不好拍，拍好更是不容易。喜剧演员不好当，做出成就被世人认可更难。沈腾在发言时表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有不少前辈为喜剧奋斗一生，最后可能也没得到人们充分的认可。”“喜剧更多的是得到观众的喜爱，在某一些场合提到喜剧似乎是一个特类，好像不在一定的评判系统之内。”宁浩说。

  张艺谋则以电影《奥本海默》今次摘得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七项大奖为例，“这是一部正剧。像卓别林这样的大师，作为第一个真正打通了文化、国家、种族障碍的喜剧人，能被所有人都喜欢、认可，还是凤毛麟角。”

  张艺谋在之前执导的电影《有话好好说》《三枪拍案惊奇》，以及近年来的《满江红》《第二十条》中都尝试了喜剧元素，他表示喜剧的创作过程非常艰辛。“笑话人人都会讲，但要拿出符合各方面的价值观，还要高雅，还要有内涵的包袱，是特别难的。其实不管是情境包袱，还是语言包袱，每一位喜剧演员都会想去追求最高的境界。在一起讨论攒包袱的时候，我看到他们都很痛苦，每个人抱着脑袋在那想，更何况还有时间的限制，有预算的压力。”

  张艺谋把喜剧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情景喜剧，就是一个故事起承转合；还有一类是语言喜剧，我们讲‘喜剧不出门’常常指的是语言类喜剧，语言类喜剧很快捷，有时会连续滚动出包袱，进入一个语境之后就不断地逗人发笑。但无论怎样，这两类喜剧最后都要有一个设计反映出来，这里边有没有直抵人心？语言有没有对人性深刻的揭示？或者对社会现象，对大家所关心事件有没有一种价值观反映出来，让观众在笑完之后能有思考、能有延展，这些都是要设计的。”

  “我总是说喜剧是演出来的。在跟沈腾合作了《满江红》，跟马丽合作了《第二十条》后，这层体会又加深了。喜剧的效果当然跟编剧和导演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把整部电影的氛围感、角色的人设设计出来，也就是说要把片中喜剧的位置设计出来，但包袱能不能抖得响，很多时候是看现场演员的即兴发挥，以及仰赖他们的个人魅力。”张艺谋逗趣地表示，自己在片场是“气氛组组长”，“因为演员的表演情绪是无比珍贵的，也是非常脆弱的。导演在片场就是要不断地激发演员，为他们加油，再加油。”

  宁浩也认为喜剧电影的前期创作与片场演员的表演是相辅相成的。“电影毕竟是一个作品，有一定的构图，故事讲完的时候得产生一定的意义，这些实际上更多的是要靠前期创作，需要导演和编剧预先就设计出来，并且在这个层面留出很多空间，为演员的表演创造出平台。我以前看张艺谋导演的《有话好好说》，就觉得这一部优秀的电影有很好的戏剧结构，每一个桥段也为演员留出充分的演绎空间。”

  谈到喜剧的评判标准，宁浩认为当前市场对喜剧评判的标准是“笑中带泪”，“但笑中其实能带出好多种东西，不见得一定就得是泪，也可能是思考，也可能是某种价值观，甚至是某种审美，甚至笑中带‘酷’也行。所以我一直觉得好的喜剧作品，高级的喜剧作品带给观众的感受是丰富的。有些喜剧电影从头到尾并不煽情，但它能抵达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

  沈腾则从喜剧演员、创作者的身份出发，剖析喜剧创作过程中的艰难所在。“我觉得现在想一个包袱，建立在一定的审美之上的那种，或者能够被所有人接受的，非常难。从五十个、一百个包袱里挑出三五个，这三五个里能有一个被观众认可、记住都很不容易。”同时沈腾透露，自己很早就有做导演的打算，但何时真正拿起导筒担任导演，要看能否遇到感兴趣的题材，以及自己是不是有能力驾驭。

  作为中国影史女演员票房第一名，马丽在论坛现场面对网友“女性喜剧人好美与好笑是不是能够兼得”的犀利问题时，霸气表示“问对人了，我确实都有”。她谈了自己对于 “美”的理解，认为“美”不应该只被外貌定义，而取决于女性内心的光芒和魅力。“我觉得每个人对美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刚毕业的时候我也曾经怀疑过自己的外形。但是后来我演了话剧以后，特别是在舞台上，我就特别自信，只要心里面自信了，特别是女性，别人就会看到你散发出不一样的魅力，这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自信的美，健康的美。”

  做喜剧演员难，做一名优秀的女性喜剧演员更是难上加难。就此，现场的三位男性与会者，沈腾、张艺谋和宁浩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美和喜剧好像天然间有一些冲突。喜剧从诞生之初，一开始基本都是丑角来完成的。而女演员演喜剧的空间肯定会比男演员要窄，空间要小，尺度也要小。在取舍之间，因为我和马丽合作了很久，我是知道她的，她不会顾及片中自己的扮相，只要符合人物的设定怎么样都行。”沈腾说。

  张艺谋也认为女演员演喜剧难度很大。“我们一般对于美有一个世俗的判断。从全世界来看，也很难会看到一位长得如花似玉的美女演员愿意主动出演喜剧，非常少。同时，喜剧需要有自嘲精神，尤其是当讽刺和挖苦的对象不好向外寻找的时候，演员就更要有拿自己开玩笑的勇气。女演员的自嘲在当代价值观来看去表现的空间很窄，我们今天强调女性主义，女性的自我觉醒和自我价值，所以就更窄了。当然，这些都是社会的进步，但对于想演喜剧的女演员而言挑战无疑也就更大了。”

  宁浩回顾了在电影《心花怒放》中同女演员的合作经历，“周冬雨当时在进组的时候年纪并不大，我给她做完造型后，她就哭了，说怎么是杀马特的造型？太难看了。我就告诉她，这次需要转变一下。马苏来片场时带着一种长期以来对自己角色的要求，也想卸掉之前的那个壳，大概我们拍了三四天后才有一个明显的转变。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种惯性的认知，挺难破的。”

  谈及是否会在自己的喜剧电影创作中加入网络热梗，沈腾表示会“绝对规避”，“网络热梗有一种实时的新鲜感，作为舞台喜剧演出来讲可能是一个借力打力的办法，台下的观众也不会感觉今天演出的包袱是不是太多了。但在电影创作中，它的‘笑果’并不会很长久。”

  张艺谋认为电影的制作需要过程，“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我们去拍电影，无论怎样（成片）要跟观众见面也是八个月甚至一年以后，有些电影考虑发行档期甚至公映已经是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我们怎么可以用网络现在的热梗呢？明摆着一定是‘剩饭’，所以我大多数都会规避。”

  近期，Sora的出现代表AI成为全能影视人才入局影视行业，挑战着影视行业原有的几大“护城河”，这或将改变影视制作原有的生产格局。宁浩笑言自己对此采取“鸵鸟策略”，“我现在基本不想这事儿了，在这行当被AI完全代替之前抓紧时间，能创作几部电影就创作几部。”

  张艺谋表示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能的高速迭代，作为工具今天已确定进入所有的领域，应用十分普遍。“就电影创作而言，如果把大量的数据不断地循环告诉AI，包括喜剧的包袱是怎么产生的，把这些原理告诉AI，在语言类喜剧的创作上也许它会给出很多包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编剧、演员去寻找一个更好的更快捷的方向。但它一定只是一个工具，绝不是说它可以替代演员的表演。”

  沈腾和马丽则对AI技术在未来是否会取代演员真实的表演表达了困惑和担心。“演员在不同的年龄段可以塑造不同的角色。作为女演员，我想演到80岁。如果AI技术把一个女演员的形象，一直‘定格’为她年轻的时候，这会让人类演员感到失落。”马丽说。

  “我不愿意。”沈腾直白地表示，“如果AI的发展有一天真的可以取代演员，我会非常痛苦。因为我不舍，虽然有时候也会想偷懒，想多一点时间休息，可当想到我被取代了，不是被我的同行取代，而是被机器取代，作为演员来讲都会觉得痛苦。AI可以当工具，不能当‘工具人’。”